煤立磨收成期,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在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问世以来，这个“苦甲天下”的地方被很多人熟知。

其实当时我所在陇师附小班上有定西福利院分来的孤儿，只不过我在班上的时间短，升入初中后与她们失去了联系。

到了陇西生活习俗“入乡随俗”，我需要很快地学会如何生活。

这几年也是我对生活最贴近、最理解、感触最深的时候，我的的确确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活的艰辛，对“过日子”这几个字有了切实的感受，懂得了社会底层期盼的幸福意味着什么，也开始思索为什么社会主义时期整天劳作的人们连基本的温饱都满足不了。 盐的供应要好一些，只记得有一阵子没有精盐卖，我们买来粗糙的大盐粒子自己捣碎了用。 开门头一桩是“柴”，在现在的孩子们身上几乎毫无意识，打开煤气能做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而那个年代我们所在的小县城，作为城镇居民每月有定量供应的煤炭，所谓煤炭，全凭当时的运气，有时是煤末，有时是煤砖，赶上好的话还能碰到煤块。 那时大人们不是在“学习班”里，是在“劳改工地上”或者在“五七干校”里，反正从此后我们全凭自己能力“自然天成”了，长成啥样算啥样。

从父亲成为“黑帮”开始，我们兄妹三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

上山下乡

拉煤对于有男孩子的人家来说并不是难事，反正家里从来也没有把我当女孩子养着，我留着极短的运动头，跟着哥哥弟弟混在一帮男孩堆里分不出彼此，应付这类体力活也不在话下。 而且对我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一桩快乐大于劳累的游戏，是一次欢快的郊游。 每次买煤去的时候，我和哥哥轮流拉车其余两人快跑，如果再有其他去买煤的伙伴，更有意思了，十足的车马大战，几架狂奔的板车，载着几位半大小子，装煤的麻袋是盾牌，板车上的挡板是武器，绳子绑上土块是流星锤，一路上打打闹闹甚至还来不及尽兴到了煤场。 过磅装车后回去的路上没有来时那么轻松，哥哥驾辕是主拉，我或者在旁边套一根绳子当“副驾驶”，或者和弟弟在后边推，遇到上坡路几个人先推一辆车，再推另一辆。 如果拉回来的是煤块，下来的事比较简单，是砸煤块，把大块的煤用榔头砸成合适的块状堆码整齐算完事。 如果是煤末还要脱煤坯，按照水、煤、土一定的比例用铁锨反复搅拌均匀了，抹平晾晒，两三天后煤坯发硬以后，再立起来竖着晾几天，再掰成小煤块可以使用了。 如果仅有煤，只是“柴”的意义上的一半，也是说只有了做饭的，但是还无法保证取暖。 我们那时睡的都是老乡家里的土炕，基本上一年四季都要烧炕，否则它会很潮。 我们刚到陇西时，也买一些柴火来烧，但很快发现这样做既不经济又不实用，柴火燎得很快，但是灰烬少保暖性差。 走访了解本地人才发现，人家一般都用马粪、草根、麦根、枯树叶掺杂着煤末一起烧，这样既能保证热量不会很快冷却又不至于太浪费。 可这些东西街上没有卖的，都是各家的孩子“拾柴”拾回来的。

是有卖的我们也买不起了，那时父亲在随“四类分子”在水利工地上劳动改造，工资被“冻结” 了，母亲在“五七干校”劳动，她的那点工资要五处花费（寄给姥姥一份、寄给奶奶一份、爸爸妈妈各拿一点，剩下到我们手里已所剩无几了。 而“拾柴火”这类轻巧活在当地铁定了是女孩子干的事，男孩子不屑于参加。

变相劳改

于是我也跟着巷子里、院子里一群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们，背起背篓加入“拾柴火”的队伍。 我们拔麦根、铲草皮、割野草、剥麻秆、扫树叶、拾马粪，……只要是能烧的，全都不放过。 整个夏天如果勤奋的话，是可以保证一个大土炕的用项。 有一次我们在城墙根下的麻地旁边搂草，听到麻地深处隐隐约约传来微弱的婴儿啼哭声，有的说这是狼在学小孩哭，有的说是野猫叫，一个大点的孩子说，可能是谁家大姑娘生的“私孩子”，我们相互望了望，没有人敢去一探究竟。 第二天一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家，我们几个相互壮胆，一个拽着一个衣襟地穿过茂密阴森的麻地，走到前发出声音的地方，在那里看见一个散落的襁褓，上面还带有动物爪子的血印，显然原来襁褓里的婴儿已不知给什么动物叼走了。

变相劳改

不知为什么，一整天我心里都沉沉的、感觉很堵。 麻秆是上好的引火材料，又直又白又好烧，烧炕引火都缺不了。 而且因为“工作性质”这时女孩子的走街串巷是大受鼓励的，也成为“主家”考察众多女子的一个绝好机会。

不过这也是我后来长大点才知道的，当时年仅十二三岁又是“外地人”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剥麻”劳动背后的“社交”内容，只是觉得不知为什么这帮平时土头土脸的女孩都光鲜起来，而且叽叽喳喳地的很兴奋。 这时候带我去的姑娘们会一起帮我说话，“你家要是不要她的，我们一起去别家了”，或者“威胁”说，“明年我们不来了！”尤其是“主家”对某位姑娘有点“意思”的情况下，她说话更管用了。

也许因为“剥麻”本身的意义倒在其次，我这个“新手”被看在众人的面子上勉强接纳了。 在干活过程中有时同去的女友也会帮我一把，使我不至于剥得太少，但大多数情况下，到剥麻结束时，一般都是别人扛着一大捆麻秆、我扛着一小捆麻秆回家了。

学做饭 开门第二件事：“米”，在这种不产米的苦寒地区平常是吃不到的，适逢过年的时候有时粮站会供应二斤又陈又碎的籼米，我们一般都留下来作“病号饭”时熬粥用的。 那时候我们作为“城镇居民”每个月有定量，学生是28.5斤，职工是30斤，掺合点南瓜、土豆之类的东西勉强够吃，实在不够的话，可以每月月底提前向粮站“借粮”，也是提前把自己的定量买出来。 这样每一个月提前几天，累计下来总会有一段“亏空”，我们也只能偷偷地像做贼似的和一些“投机倒把分子”作 “黑市交易”。

我天然是家里的“杨排风”、火头军，自然首先要会做饭。

当地最常见也最经济实惠的“吃食”是面条，那得先学会擀面条，所以家家户户哪怕再穷，都有一个近两米长的大案板和一根长长的擀面棍，据说面条擀得好坏直接决定一个女人“能干”程度。 对我而言，当时的考验还达不到“试手面”的程度，而是把面粉弄成条不错了。

当然在学习擀面的过程中也少不了“交学费”，有时面和软了吃糊涂面、面和硬了吃断头面、面煮过头了吃烂面糊的时候，哥哥弟弟知道不能把我和母亲一样要求，只能给什么吃什么，顶多小声地咕叨几句。